這兩部書與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一起表達了儒學的基本思想體系，是研治儒學最重要的文獻。正是根據這樣的觀點，朱熹把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這四部書編在一起。因為它們分別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、曾參、子思、孟子，所以稱為“四子書”，簡稱即為“四書”。朱熹分別為這四部書作了注釋，其中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的注釋稱為“章句”，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的注釋因為引用他人的說法較多，所以稱為“集注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朱熹所編定的《四書》次序本來是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，是按照由淺入深進修的順序排列的。后人因為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的篇幅較短，為了刻寫出版的方便，而把《中庸》提到《論語》之前，成了現在通行的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順序。

由于朱熹注釋的《四書》既融會了前人的學說，又有他自己的獨特見解，切于世用；又由于以程顥、程頤兄弟和朱熹為代表的“程朱理學”地位的日益上升，所以，朱熹死后，朝廷便將他所編定注釋的《四書》審定為官書，從此盛行起來，到元代延佑年間（1314——1320）恢復科舉考試，正式把出題范圍限制在朱注《四書》之內，明、清沿襲而衍出“八股文”考試制度，題目也都是在朱注《四書》里。由于這些因素，使《四書》不僅成為了儒學的重要經典，而且也成了每個讀書人的必讀書，成了直到近代全國統(tǒng)一的標準的小學教科書。

所以，有人把《四書》與西方的《圣經》相比，認為它是東方的“圣經”。事實上，無論就其流傳的廣泛，還是就其對于中國人人格心理鑄造影響的深刻來看，這種比擬都是一點也不為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