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緒與慈禧的分歧主要表現在裁減冗員閑衙、罷斥舊臣和改革政治制度上。慈禧雖然反對裁潛運，但并不反對裁湖廣、云南、廣東三省巡撫及各處重疊之機構，可見她并不完全反對變法。政變的直接動因與其說是政見之爭，不如說是她覺察到變法威脅到她的權威以及康有為等人“圍園執(zhí)后”舉兵奪權的計劃。與歷代帝王一樣，慈禧把維護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享受放在第一位。禮部主事王照曾說:“戊戌政變，外人或誤會慈禧反對變法，其實慈禧只知權利，絕無政見，純?yōu)榧覄罩隆?rdquo;康有為在政變后也認為:“西太后與光緒之間的沖突，并未涉及政見的不同”，“似乎主要是為了爭政權”。果真如此的話，那么維新派對慈禧“奉之以主張變法之名，使得公然出頭”，利用慈禧在舊臣中的影響推行新政，則可減小阻力。但是，光緒、康梁等沒有這樣做，而是想擺脫太后的控制，甚至“圍園執(zhí)后”，最終逼使太后發(fā)動政變，重新“訓政”。
至于張之洞、李鴻章等洋務派，他們主張溫和的改革路線，維新派對之可以求同存異，爭取他們站到自己一邊。而軍機大臣中的大多數除了反對開制度局和憊勤殿外，對其他新政措施都不同程度地贊成。如果維新派權衡利弊，暫緩開制度局和憋勤殿，暫不觸及他們權位的根本利益，爭取多數人的支持，先進行經濟文化教育的改革，待時機成熟再逐步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，先易后難，循序漸進，則維新可能不僅僅只是“百日”。但是變法領導人卻急于求成，對統(tǒng)治階級各階層各派別不加區(qū)別全面打擊，大裁大撤，要求對守舊大臣連罷帶殺，追究李鴻章的賣國責任，對所裁人員未給予適當出路。
這樣就使得原來互有矛盾、存在分歧的各階層各派別很自然地連成一體，糾集在太后周圍，公開反對變法。變法領導人沒有利用矛盾，求同存異，分化瓦解封建陣營，而是全面出擊，四面樹敵，把可能的同盟者都推向對立面，其結果是纜立了自己。
綜上所述，百日維新是在變法的理論準備不足、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不夠的情況下倉促發(fā)動，改革者對變法的艱巨性缺乏深刻認識，在未能真正掌握實權的前提下，急于求成，操之過急，策略失當，使理想與現實嚴重脫節(jié)，最終導致變法失敗。改革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社會系統(tǒng)工程，會遇到舊勢力千方百計的反對和阻撓。因此，改革者不僅需要有理想、熱情、勇氣，有獻身精神，更要有智慧、能力，有謀略，能遵循客觀規(guī)律，先易后難，穩(wěn)步前進。從某種意義上講，和平變法比暴力革.命具有更大的艱巨性。